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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联俊庄静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提供了指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改变了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路径，也对文化治理、价值引领和社会认同形成了新挑战。如何针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新情况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开创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新局面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准确“识变”：把握数智技术推动文化发展的新变化
“识变”是谋划事业发展的前提。数智技术并非仅仅是工具的革新，而是系统性地融入文化生产、传播和治理的全过程，对文化生态、社会认知、价值判断及文化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数智技术已经从单纯的外部生产工具转化为塑造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推动文化格局发生深层次变革。厘清这一变革本质，是在文化发展工作中占据主动的关键。
其一，文化创作正经历从“个体独创”到“人机协同”。过去，文化创作主要依赖于创作者个人的学识、灵感与技艺。如今，集成智能算法的创作平台，能够辅助创作者完成从素材检索到初步生成的诸多环节，成为具备一定自主性的“协作者”。这种“人类主导创意、机器辅助执行”的新模式，不仅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更拓展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使得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单点创新，而是向系统化、网络化的创新模式延伸。
其二，文化传播生态正从“大众传播”转向“算法适配”。在以往的文化传播体系中，编辑、评论家等“守门人”发挥关键作用，决定了文化产品的传播路径和社会影响力。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基于用户偏好数据的智能推荐算法，实现了内容的个性化、精准化分发，“信息找人”成为常态。这虽然提升了传播效率，但也带来了“信息茧房”与主流价值被稀释的风险，对文化传播的引导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
其三，文化治理场域从“内容监管”迁移至“生态治理”。决定文化生态健康与否的关键，不仅是最终的内容产品，更在于驱动创作与分发的底层数据、核心算法与平台规则。这些看似中性的技术要素，正深度塑造着社会的文化品位与价值取向。它们定义了何为“好内容”的标准，重塑了文化生产者的创作路径，并引导社会公众的价值认知。因此，现代文化治理必须越过表面所呈现的内容，直指塑造文化生态的底层因素，从源头上确保技术进步与文化繁荣“双向奔赴”。
科学“应变”：在拥抱文化变革与防范风险中行稳致远
“应变”是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数智技术在释放巨大文化能量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的风险挑战，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以科学的思路与举措，确保文化发展的航船在技术浪潮中破浪前行。
数智技术对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核心挑战在于，技术应用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一方面，技术赋能带来了文化繁荣的盛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带来了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与传播力，为文化繁荣构建肥沃土壤；另一方面，文化内容受算法影响“快餐化”“同质化”趋势凸显，部分平台追求流量而忽视价值导向，创作生态偏离主流文化方向。若不能妥善应对这些问题，将影响文化产品质量、削弱思想深度，对意识形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潜在影响。
科学应变的核心在于强化系统思维与底线思维，从战略高度把握风险与发展的关系，守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应对之策可以概括为三道“防火墙”。一是筑牢价值引领防火墙，引导技术向善，明确技术应用必须扎根“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根本目的。文化科技平台必须承担“守门人”责任，将作品的价值导向、思想深度与文化品位纳入算法核心指标，主动打破“唯流量论”的桎梏。二是筑牢法治规则防火墙，加快建立AI生成内容标识、数据产权界定、版权规则和伦理指南等制度，为创新划定清晰红线，保护创新活力、规范市场秩序，为文化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法治基础。三是筑牢人才队伍防火墙，着力培养既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深谙文化建设规律，又熟悉现代数智技术的复合型文化工作者，确保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文化繁荣、文化创作始终保持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三道防火墙互为支撑，形成风险防控、价值守护与创新推动的整体机制，为文化在数智时代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主动“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求变”是攻坚克难的核心动力。面对数智技术带来的深刻变革，促进文化发展不能停留在被动应对困难与挑战，更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利用前瞻思维，通过制度创新、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使文化领域繁荣昌盛，优质文化内容生生不息。
首先，以理念求变引领内容创新。在数智技术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在时代潮头，把握时代脉搏，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提升内容质量的动力。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手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文化表达更加生动、具体、可感的呈现方式，创造穿越时空的技术“时光机”，推动博物馆的古籍文物“动起来”，促进落在民间的传统技艺“活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生动实践跃然于数字画卷之上。打造承载中国精神、体现时代气象的高品质文化作品，从源头上增强文化供给的引领力和感染力，实现文化创新的内生动力。
其次，以治理求变提升执政本领。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化生态，必须积极探索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治理新范式，坚持主动作为、系统施策。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文化创作与传播生态进行动态监测与趋势分析，运用大数据构建文化生态的“数字镜像”，通过智能技术打造文化舆情“预警雷达”，实现对潜在风险和隐性问题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应对向前瞻预见转变，不断提升文化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
再次，以格局求变拓展文明互鉴。充分激发数字平台的跨文化传播潜能，着力构建既能展现中国特色、又能引发全球共鸣的现代传播体系。善于运用智能翻译、文化符号转译、叙事结构本地化等技术手段，推动中国故事从“走出去”升级为“走进去”。当脱贫攻坚的故事以世界理解的鲜活符号被讲述，当“绿水青山”的理念以全球关切的生态话语被诠释，当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以人类共同追求的繁荣图景被呈现，用双向的共鸣取代单向的呈现，用知己的会心取代他者的歧见，就可以逐步让中国智慧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变革，是文化强国建设必须经受的重大考验。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文化自信，以“积极识变应变求变”的姿态勇于实践，就能够驾驭技术浪潮，推动文化发展，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陈联俊，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庄静宜，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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